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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围城》

序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杨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

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不过，近来觉得献书也像“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只是语言幻成的空花泡影，名说交付出去，其实只仿佛魔术家玩的飞刀，放手而并没有脱手。随你怎样把作品奉献给人，作品总是作者自已的。大不了一本书，还不值得这样精巧地不老实，因此罢了。

三十五年【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重印前记《围城》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初版，一九四八年再版，一九四九年三版，以后国内没有重印过。偶然碰见它的新版，那都是香港的“盗印”本。没有看到台湾的“盗印”，据说在那里它是禁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里对它作了过高的评价，导致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日本京都大学荒井健教授很久以前就通知我他要翻译，近年来也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了译文。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建议重新排印，以便原著在国内较易找着，我感到意外和忻辛。

我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出版了我现在更不满意的一本文学批评以后，我抽空又长篇小说，命名《百合心》，也脱胎于法文成语（rt），中心人物是一个女角。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手忙脚乱中，我把一叠看来像乱纸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兴致大扫，一直没有再鼓起来，倒也从此省心省事。年复一年，创作的冲动随年衰减，创作的能力逐渐消失——也许两者根本上是一回事，我们常把自己的写作冲动误认为自己的写作才能，自以为要写就意味着会写。相传幸运女神偏向着年轻小伙子，料想文艺女神也不会喜欢老头儿的；不用说有些例外，而有例外正因为有公例。我慢慢地从省心进而收心，不作再写小说的打算。事隔三十余年，我也记不清楚当时腹稿里的人物和情节。就是追忆清楚了，也还算不得数，因为开得出菜单并不等于摆得成酒席，要不然，谁都可以马上称为善做菜的名厨师又兼大请客的阔东道主了，秉承曹雪芹遗志而拟定”后四十回“提纲的学者们也就可以凑得成和的得上一个或半个高鹗了。剩下来的只是一个顽固的信念：假如《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一点。事情没有做成的人老有这类根据不充分的信念；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像它酸，也很可能想像它是分外地甜。

这部书禄版时的校读很草率，留下不少字句和标点的脱误，就无意中为翻译者安置了拦路石和陷阱。我乘重印的机会，校看一遍，也顺手有节制地修必了一些字句。《序》里删去一节，这一节原是郑西谛先生要我添进去的。在去年美国出版的珍妮·凯利（jelly）女士和茅国权（o）先生的英译本里，那一节已省去了。

一九八0年二月这本书第二次印刷，我又改正了几个错字。两次印刷中，江秉祥同志给了技术上和艺术上的帮助，特此志谢。

一九八一年二月我乘第三次印刷的机会，修订了一些文字。有两处多年朦混过去的讹误，是这本书的德译者莫妮克（h）博士发觉的。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为了塞尔望——许来伯（v-sr）女士的法语译本，我去年在原书里又校正了几外错漏，也修改了几处词句。恰好这本书又要第次印刷，那些改正就可以安插了。苏联索洛金（v.s）先生去年提醒我，他的俄译本比原著第一次重印本早问世五个月，我也借此带便提一下。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第一章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晚霞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到红消醉醒，船舱里的睡人也一身腻汗地醒来，洗了澡赶到甲板上吹海风，又是一天开始。这是七月下旬，合中国旧历的三伏，一年最热的时候。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利害，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因为这就是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

这条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vicol）正向中国开来。早晨八点多钟，冲洗过的三等舱甲板湿意未干，但已坐满了人，法国人、德国流亡出来的犹太人、印度人、安南人，不用说还有中国人。海风里早含着燥热，胖人身体给炎风吹干了，上一层汗结的盐霜，仿佛刚在巴勒斯坦的死海里洗过澡。毕竟是清晨，人的兴致还没给太阳晒萎，烘懒，说话做事都很起劲。那几个新派到安南或中国租界当警察的法国人，正围了那年轻善撒娇的犹太女人在调情。俾斯麦曾说过，法国公使大使的特点，就是一句外国话不会讲；这几位警察并不懂德文，居然传情达意，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比他们的外交官强多了。这女人的漂亮丈夫，在旁顾而乐之，因为他几天来，香烟、啤酒、柠檬水沾光了不少。红海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