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军阀分据中，谁能扩军谁就有实力。

刘峰想着自己即将拥有的一个甲级师的编制的时候，又忍不住喜上眉梢，这种即痛苦又快乐的感觉让他的脸色看起来阴晴不定。有了军权，就有他想要的一切。兵力损失算什么？只要有钱有枪，把壮丁一抓，换身衣服就是兵！想到这里，他似乎看见了铺在自己面前的金光大道。

“来人，传令下去，让士兵们好好休息，要分出人做好警戒。明日配合薛总指挥的部队再战。”刘峰心有不甘地道。

深秋的夜凉的很快。

疲惫的革命军中央纵队士兵们零散在路边驻扎休息。刚离开苏区的时候，革命军都是在夜间行军。而白天，士兵们不是躺在茂密的树荫下，就是蜷曲在树丛柔软的草皮上睡大觉。

行军时，部队尽拣小路走。即使有公路，革命军也要尽量设法避开。

夜间行军并不枯燥。在革命军中央纵队刚开始转移的时候，各部队的政委在对士兵们讲话的时候，都说这次转移将有“重大行动”，因此，尽管当时革命军中央纵队的苏区保卫战中失利了，部队士兵们的士气非常高昂。

绝大部分革命军战士并不知道革命军在苏区保卫战中已经失败了，中央纵队是被迫离开了根据地。

这些英勇的士兵们基本上都还被蒙在鼓里。

当月亮被云遮住，部队就要燃起火把行军。

这种火把通常是一束劈开后又捆扎起来的竹子。有时还用松枝，还有盛满了煤油的竹筒。这时，无论是从山脚下仰视，还是从山崖俯视这条忽隐忽现、逶迤盘旋的火龙，那都是一幅壮观美丽的图画。

但是，行军并不都是那么轻松美妙的。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士兵们有时在自己的背上拴上白布条子，好让后面的同志看清楚跟上来。有时在危险的小山路上夜行军，后面的同志要将双手搭在前面同志的肩上，以防偏离那条狭窄的小道。这些小道经常是很滑的，如果一个人摔倒了，后面跟着的一班人也会摔倒，搞不好，有时还会从近百米高的陡崖上摔下去。

一般来说，革命军战士都有着非常明确的奋斗目标。宣传队又为他们加油打气。干什么，怎么干，为什么这样干，都有人告诉他们。

在革命军中央纵队转移初期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因为军事三人组的周卫国通过谈判已同广东军阀陈济水达成了一项秘密交易。在大转移途中，对峙双方的军队指挥员之间进行秘而不宣的接触是屡见不鲜的。

这样做的原因很多，它符合大汉帝国传统的兵家之道。

大汉人是特别明智的民族，如果能够达成适当的安排，他们决不会执意非要血染沙场不可。

政治意识形态的改变也没有能够破除这一传统。许多今日兵戎相见的人过去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革命运动的早期，那时他们都在孙先生的旗帜下共同作战。三民党和社会党曾有过多年的合作。

在错综复杂的大汉帝国政治棋局中，李飞耘并不总是万能的。他面对着地方军阀和政治捐客排列组合的万千世界，联合也好，结盟也好，无时不在变化之中，军阀们担心一旦李飞耘过于强大，自己的地盘和财路就会丧失。对他们来说，无论是李飞耘还是社会党变得过于强大都是他们所不愿意的。如果和社会党搞交易可以捞到好处，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他们中间有些人还对社会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爱国主张表示欢迎。

这些因素促使广东方面的陈济水向周卫国发出秘密信函，建议举行私下谈判。

李克认为陈济水这样做的动机是惧怕三民党中央军冲破革命军的防线，把军队一直开到广东边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党的根据地是广东的一道屏障。

不管动机如何，粤系军阀派了一个密使去见周卫国，周当即作了积极的表示。他说：“我们可以利用陈将军的反李态度，我们必须吸取在十九路军问题上失败的教训。”

周卫国派了两位负责同志，去粤北的一个小山村，在那里达成了一项互不袭击的协议。双方还商定交换情报，广东省长还答应向革命军提供通讯设备和药品器材。因此，革命军穿越广东及毗邻地区有时就象游客散步一样消闲自在。

广东军阀的军队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

革命军的情报工作十分出色，它对敌情了如指掌。

广西军阀白经纬也同革命军达成了某种谅解，由其在广西东北部让出一条“走廊”，以利于革命军迅速通过。

革命军的指挥系统是复杂的。在李克、博波和周卫国“三人团”的中央军委之下有总司令朱承德，中央军委主席兼总政治委员周卫国，总政治部主任王克己及总参谋长刘柏。

可是，随后局势发生了变化，“三人团”教条的军事思想损害了革命军作战部队的灵活性、积极性，虽然他们还是一样的英勇无畏，但是失败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

连续来的失败，士兵们的士气普遍不高。

华泽民手扶着一根竹竿，坐在路边不远的石头上。他今年四十岁，颧骨高耸，双颊深陷。离开苏区时染上的疟疾，让他很难受。警卫员给他打来水，递上了药片。喝完水后，他又抽起了烟。

他对中央革命军的困境感到焦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