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朗读我的。因为我写的故事是吐在“文学”上的一口酽痰，拉在纸张上的一坨粪便，冲上读者面孔的一只拳头，剜进眼珠子里的一把杀猪刀。
李三恨我至此，也不是没有道理。几年前，我还在武侠区工作时，他帮我出版过一本书。发表时，他在博客上倾尽一切美好的词眼，洋洋洒洒地夸了我一番。最终，的销量还过得去，口风却很差。我一介无名鼠辈，被人骂几句，没什么大不了。那些人倒是集中矛头，对他好一顿口诛笔伐。说此人不但才华穷尽，连眼神也不好使了。打那之后，他的名声就彻底臭掉了；我也再没出过书，只在公司经手的几本杂志上发表一些豆腐干大小的“幽默四则”、“每天一笑”和几首狗屁不通的诗。去年，公司安排我给一个作家当枪手。没多久，那老头就上门投诉来了，说我写的东西“令人不安”，与他博大深邃情深意重的风格大相径庭。老板忍无可忍，想炒我。隔着办公桌，我一句话也没说，光像条癞皮狗似的可怜巴巴地瞧着他。显然，公司里不多我一个，也不少我一个，他想要的，不过是一个表态罢了。第二天，做完一顿痛心疾首的自我检讨后，我一头扎进“爱些什么写什么”区，一待就是三五年。他们说，只要被打进这里，就永无出头之日。此话不假。白天我在小隔间打字，老觉得脚下湿漉漉，浑身冷津津的，好像整个人都开始腐烂了。
傍晚，我下了电车，走上街头。夜晚的城市里一片灯红酒绿，霓虹扩大的光晕一汪汪漂泛在头顶上，鲜艳得要滴出水来。街上挤满了成双结对的男男女女，各式各样的头发和衣衫在燥热的夜风中翻飞，各式各样的口音绞着尖锐的电车声从耳旁疾驰而过。我那褊狭杂乱的小窝就在不远处，可此时此刻，我却一点儿也不想回去。我钻进地铁站，钻出地铁站，跳上电车，跳下电车，在城南与城北间来回穿梭，刷光了一张交通卡。铁皮车厢里充斥着一天下来的浓重体味，透过两排脏兮兮的窗户，一双双眼睛看向窗外黑漆漆的隧道，由于疲乏而显得麻木，而他们那泛着油光的表情又像在说：“怎么还没人下去？那群猪头就打算堵在座位上不动啦？妈的我恨你们，你们都去死吧。”发达的轨道交通让打发时间变成了一场空梦。于是，八点半的光景，我便到了家门口。
我一如往常地在门前跺了两下脚，旋开钥匙，推开了门。这时，后背忽然被什么东西顶了一下。我掉过头，正巧对上一双亮闪闪的椭圆的大眼睛。
果然，这天煞的兔崽子又跑回来了。
气急败坏之下，我举起公文包，劈头盖脸朝那孙子砸了下去。它本能性地往前送了一下鹿角，就把我顶得昏死过去。
作者有话要说：
☆、3
醒来时，人已经到了床上。九点半，它又变成了人，赤着身体，半跪在床边，神色难安地研究我。这下，我也没力气去赶他了，吊起一只胳膊，指了指衣柜说；“快去穿衣服。”他移开柜门，不知所措地站了半天，才挑出一件渔夫夹克，又套上裤子，可还是不习惯穿鞋，便光着脚，讪讪地到床边坐下。
我继而漫无目的地凭空指了一指，说：“要吸烟。”他起身从客厅里抓了一包烟，却没拿打火机。我又命令道：“打火机。”他问：“打火机是什么？”我比划了一下：“摁一下，会有火。”他跑到厨房，把煤气灶打开了。我几乎要哭出来了。只好自个儿爬下床，在客厅寻觅良久后，从沙发缝里挖出打火机，把烟点上。他瞧瞧煤气灶上的火，又瞧了瞧打火机，发出了恍然大悟的声音。
吸完一口烟，积攒了一天的沮丧之情随之纷沓而来。我哭着嗓子，自言自语地抱怨：“天哪，我为什么这么倒霉，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他揪着衣角，茫茫然看向我，搞得我又想把他塞进柜子里了。
“我觉得这里挺好。”过了半天，他像挤牙膏似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回答说。
有关鹿男的来历，以及他为何盯上了我，他总不愿交待，我也便一概不知。我想，唯一合理的解释，大约是老天觉得我需要一个伙伴罢。
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我在小区门口发现了一只浅黄色的小奶猫。它还不大会走路，步履蹒跚地跟了一路。当我迈上楼梯时，它便急急地叫唤起来，往上爬两步，又滚了下去。我为它感到难受，便将它塞进大衣里，偷偷带回了家。母亲从厨房里出来，见我胸部微微鼓起，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就知道有鬼了。她一米七多的个子，手长脚长，天罗地网地将我困在桌角，扯下我大衣上的拉链。一只猫嗷嗷叫着就跳了出来。她跟着尖叫了一声，喝令我把它丢出去。那时，祖父正躺在摇椅上看报，断掉的手掌吃力地将报纸翻过去。他漫不关心地朝这边看了一眼，说：“就让这小家伙留下吧，就当老天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