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反右派与大yue进

1956年，巍子哥哥以优异成绩考取西安航空工业学校，九月开学后他赴西安就读。水印广告测试 水印广告测试不久来信说学校好，规模大，比较正规，师资和教学设施很好，吃住条件也不错，全部公费，妈妈放心了。

哥哥特心细，又会关心人。开学一两个月后，就给我寄来一个文具盒，里面装着钢笔、彩色铅笔、尺子、三角板、园规等，我喜欢极了。这个文具盒，伴我度过小学最后两年和初中三年学习生涯，后来还带到了新疆。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哥哥顺顺利利读了一学期书，第二年春季入学体检时，却发现得了肺结核，学校让他休学回家治疗。他不愿回爸爸和继母那里，回到了我和妈妈身边。

当时玲玲和明娃由妈妈带着，还有和平，姐夫怕结核病传染，不愿接纳哥哥（这也在情理之中）。妈妈把姐夫狠训了一顿，她说：“谁没有个七灾八难，他现在有了难，我不管他谁管他？”姐夫无话可说。

不过姐夫是个大好人，当事后大家建议让哥哥边治疗边工作时，他又自告奋勇去联系工作。1957年春天时姐夫还有权有势（没想到几个月后噩运降临到了他的头上），他找了有关领导，没几天就通知哥哥到静宁县委宣传部上班。

哥哥虽说只有17岁，但他人本分，写一笔好字，文章又写得好，工作不久就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这时候，中国社会已是风起云涌，最高领导人发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动员令，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

人们信以为真，特别是那些有知识、有见地、有抱负、有责任心的“傻子”们，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向党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了许多意见（当然也不乏过激语言），认为自己是在百花齐放。然而还没来得及百家争鸣，一声令下，反右斗争开始。

之后，全国四十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瞬间四十万人成了“阶下囚”，四十万个家庭遭毁灭。被打成右派的人大多是知识分子（其中有为数不少的高级知识分子），很多是文化界、教育界和各级政府机关的精英人才，也有少数大学生和一些普通的人。

据说有一位基层领导，因完成不了上级下达给他单位的一个“右派”指标，又不忍心让别人充当，就把自己的名字报了上去，结果他就成了“右派分子”。可以想象，他的命运会和千千万万个右派一样悲惨。

1957年秋，全国上下“右派分子”像走马灯似的一个个被“揪“了出来，有民主人士、著名教授、普通教师、大学生、文化人、以及行政干部各色人等。

在北京，女作家丁玲被打成右派，著名诗人艾青被打成右派，神童作家刘绍棠被打成右派，还有许多许多……

在静宁，机关干部、教师等数百人被打成右派，其中包括我的姐夫王统华。最荒谬的是我的年仅17岁，工作半年的哥哥也被打成右派。还有后来成为我岳父的一名乡村民办教师也被打成右派。真是千古奇冤，岂有此理！

姐夫仅因为对县委农村工作部提了“以党代政、瞎指挥”的意见，对县委书记武德惠提拔自己的老婆当副县长提了“朝里有人好作官”的意见，就被打成“右派分子”，撤销县农业科副科长职务，下放劳动改造。

第二年，即1958年，姐夫又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公职，交群众监督劳动改造。之后他先在高界公社，后在石桥林场接受改造，还到过陕西流浪，最后回到了通渭老家。

哥哥被打成右派的情节就更荒唐了。他的工作单位县委宣传部归县委副书记张效谦分管，哥哥听同事们议论说张效谦的奶奶死了买棺材的钱在公家报销，觉得不合理。于是在“大鸣大放”会上，他把这件事提了出来，并且义愤填膺地说：“那我爷爷百年后买棺材是否也可以在公家报销？”

这下可得罪了张书记，他先把哥哥调离宣传部，下放到电影队放电影。不久又定为“右派分子”，交街道管制劳动。哥哥在街道打了一段时间短工，又到“酒钢”干了一年，后来流落到新疆去了。

在被打成右派后的年月里，哥哥和姐夫受尽折磨与凌辱，文化革命中哥哥被迫害致死，姐夫遭批斗坐牢。还好，姐夫终于等到了平反的一天。

我的姐夫和哥哥的悲惨遭遇，只是那黑白颠倒，人妖不分的年代的社会缩影。1957年，这个共和国历史中的特殊年份，从那年起，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开始了胡折腾，从此走下坡路。

千千万万无辜的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这些人从此坠入了万丈深渊，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遭残酷斗争，受无情打击，许多人失去了生命。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拨乱反正时，对于革命进行了彻底清算，认为是错误的领导在错误的时间发动的一场错误的运动，是一场浩劫。而对于反右斗争，却有点吞吞吐吐、遮遮掩掩，说是犯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难道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被整错了还仅仅是“扩大化”吗？

我觉得应该对“反右斗争”重新做一个公正准确的定性。今天，我们的党越来越实事求是，以人为本，越来越讲真话、办实事，我想我的以上愿望一定会有实现的一天。从而以公平和正义来告慰那些死去的“右派们”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