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言：“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于人君正心术以立纲纪。”“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家门和顺，虽饔飧不继，亦有余欢.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读过这些思想家的言论就可以看到这些话是完全的道德标准，道德说教，重点是就这些思想而言，只是道德观念，并没有上升到规则法度的范围，只是思想空间，而非责任义务。我们知道道德不受约束，没有约束力，道德只是常识性的思想宣教，而责任与义务就是必须负责的行为准则。

而就人类社会的行为准则而言，道德标准如果只是思想说教而无法上升到责任与义务的范围，无法达成责任标准，义务范围就只是思想方法而已，属于空洞的教条。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思想只是“原始的理性”说教而已，而无法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哲学正确的理解应该叫“人本学”也可以叫“人性学”，而在这三位儒家大圣的教条之中，只有孟子的思想中有“人本学”的基本条件，但也没有形成完善的概念，只是初级思想而已。

当思想理念作为形而上学被应用到政治制度中时，政治理念也会因思想理念的左右摇摆，而无法形成明确的政治生态，形成良性循环的政治制度。但是中国古代的王朝统治者则把中国传统理学思想完全贯彻落实到政治生态中去，这就必然是导致中国古代王朝统治更迭过快的根源。

古代中国王朝统治先盛后衰的根源就在这里，思想学与政治学是对立与统一的两种学术领域，既不互为条件，也不互为因果，只存在互为影响的发展关系，哲学虽然是影响政治进程的力量，但不可以是左右政治进程的方针政策。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理学走到尽头只是时间问题，早在五至十二世纪左右，世界范围内文化进程发生巨大变革，这个时期是东西方文化形成二次变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新一代理学思想家，在朱熹的思想左右下，之后的中国全面改良了中国传统理学的学术定义，特别是在朱元璋的主导下在王权制度中全面贯彻朱熹的思想主张，把朱熹的思想引上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形而上的政治格局，从此也就给中国封建王朝埋下了必死的根基。

在朱熹的思想中，理性思维已经达到了极致的地步，他把理性判断定义在“格物致知”的范围内，以“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文集》）来倡导天下为治。

《文集》：“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语类》：“《大学》格物致知处，便是凡圣之关。物未格，知未至，如何煞也是凡人。须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圣贤之域。”这两段话都在告诉我们一个意思，凡是说理的学问就是一切从物质条件出发，将“格物”达成致理极致的学问，把物质条件放在一切方法的第一性上，将气（人）放在“形而下之器”，放在第二位上，“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圣贤之域”。极尽物质条件在前的道理，格局物质致上的要求，穷尽天理，方能入圣贤之地，达到圣贤所设定的目标。

中国古代理学已经把“说理”学说发展到极致，把“理性”思维完全改进到“格物致知”“穷天理”的地步，达到了峰值。

这些话如果只是一种思想方法也就罢了，但是如果应用到政治进程中去，就不是说教而已了。这些话一旦应用到政治进程中去，就确定了政治进程的方向基调，成为左右政治进程的方针政策。

朱熹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在明、清两朝作为形而上的政治思想存在，也与理学的“格物知致”论有重大关系。“格物知致”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人的一切行为遵循天理，严格遵循自然规律办事，“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这是纯粹的理性致上的思想方法，刚好适应了当时封建王朝的政治需求，为朱家王权设定了统治民众的思想方法。

这就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不同的思维方式形成不同的思想方法，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进而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氛围，两种不同的政治生态，也就构成了各自不同的文明发展之路，最终形成各自不同的生死之路。

西方文明因为其“尽人伦，倡理仪”而最终向世界进发，但是中国文化则因为“穷天理，明人伦”最终走到尽头。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传统“理性”该不该回归了，如果中国人真的要回归“理性”思维，那也得完全改变朱熹理学的“格物知致”的思想方法，全面发展“人性知致”的思想理念，全面接受西方人的哲学思想，把“人性”放在第一性，把“理性”放在“形而下”的位置，而决不可以把“理性”回归到形而上的空间。

但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来看，并不是理性学就必须死亡，泯灭，而没有一点发展的空间。

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