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我们说到萧衍叛军终于攻克郢州，全占了江汉平原。吴子阳、陈虎牙等中央援军在加湖被萧衍打的大败，向东退到了江州。

江州我们曾经在“生死时速”的章节提到过，当年南齐原太尉陈显达就是从江州扯起的反叛大旗，但最终被政府军击败的。江州的州府寻阳城就是我们现在的江西省九江市。从中国地形图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江州北面是大别山，西南是幕阜山，南面是鄱阳湖，东面是九华山和黄山，长江水道在江州段，似乎被大别山像楔子一样向南楔成一个v字型，而江州的州府寻阳城就扼守在长江冲出江汉平原的这个咽喉要道之上，历来是南方荆州势力和建康中央势力火星撞地球的兵家必争之地，上演过多次生死大战。只不过江州在南北争霸的角度看，其战略地位并不突出（江州是东西沟通的要道，但南北则被大山阻隔，不利于大军穿行），所以我们在连载中涉及较少。

此时南齐帝国江州刺史正是陈虎牙的老爹陈伯之（我们在以前章节多次提到过陈伯之，他曾经多次率兵和北魏鏖战）。此时的陈伯之在政府军郢州大败的背景下，到底会倒向何方呢？萧衍没有纠结，趁大胜之威风，立即在郢州战役的俘虏中找出陈伯之的亲近属下将领苏隆之，让他给陈伯之带话，敦促其投降。没想到陈伯之马上让苏隆之回报萧衍：“我愿意投降，但是还请萧衍大人原地按兵不动，我们具体来探讨投降事宜。”得到消息，萧衍此时对手下将领说：“陈伯之说这种话，就是他还在脚踏两只船，我们应该趁他犹豫不决之时，大军急进相逼，他没有别的办法，就非得投降不可！”

从这个外交回合我们不难看出，萧衍确实是个深谙政治军事真谛的大枭雄。我们都知道，外交和军事其是都是政治的延伸，而政治的内涵却是各个集团的利益取舍和交换，任何把军事、外交、政治割裂来看的方式方法都是非常有害的。

就拿朝鲜战争举例，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那是威风八面，连战连胜，基本把联合**打回到38线附近，而此时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努力斡旋中国和联合**在朝鲜停战，而这些“好意”最终都被中国拒绝，然后我们的志愿军又连续组织第3、第4、第5次战役，结果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那就是我们并没有占什么便宜，反而在5次战役损失巨大，战线最终定格在38线附近，然后双方停停谈谈打打，直到数年后的最终停战。正因为此，我看到许多朋友都发出“如果我们在朝鲜战争前期大占便宜之时，见好就收，立即展开谈判，没准可以获得比日后更大的好处……”

这种想法和论调，其实就是没有看清政治真相的肤浅看法。诚然我们在朝鲜战争初期占了很多便宜，但是美军并没有遭受重创，我们只是击溃而不是歼灭了美军，所以在这种大前提下，“谈判”并不是一个表面上的“和平契机”，而是被突然被打蒙的美军的拖延时间的“权宜之计”。就像两个人打架，弱小的一方冷不丁扇了壮汉一个耳刮子，那个壮汉只是脸被扇红，没断胳膊没断腿，虽然他眼冒金星，但心中又怎能服气？他又怎能在围观群众的劝阻下不再“大打一架”，找补回来呢？国际政治其实没什么神秘，和流氓地痞打架斗殴没什么分别，而且，越是国际上的大国、强国，越是口头上**讲准则的主流国家，在国际政治的博弈中，越是只讲“丛林法则”，谁的拳头硬，谁就是法，谁就是准则。法律在政治面前，就跟如今的联合国、遮羞布一样，有用的时候可能会被拿来说事儿，没用的时候一定会被丢到爪哇国去的啊。

所以我们的毛爷爷那一代领导人当时的决策是英明的，要打就一定打到底，虽然最终没有把美帝赶进大海（那是实力问题，而不是决策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在第1第2次战役后放弃进攻，傻呵呵的去谈判的话，那么第3、第4、第5次战役还是会发生，上甘岭战役还是会打的血肉模糊，只不过可能会换个地点，换个名称罢了。而历史要真是那样发展，我们除了放弃了一个彻底把敌人打残打垮、彻底结束战争的机会，什么也不会得到。美国人喘息之后的反扑，绝对不会因为我们“谈判”的善意而有丝毫犹豫和怜悯。和平，只有在双方达成“再打下去和现在立即谈判的效果基本一样”的共识时，才会真的来到。

所以，我们说萧衍对陈伯之“进行和平谈判”的前提是“要求叛军停止前进”的说辞嗤之以鼻，就完全展示了萧衍大政治家的心机。和平不是单单靠“三寸不烂之舌”争取来的，而是靠真正的实力“压迫威胁”而得到的。

果然，在雍州、荆州、郢州（包括其余响应叛军的各个小州）的强大军事实力面前，在叛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陈伯之的手下谋士沈瑀再次劝说他投降萧衍，史载陈伯之流泪说到：“我的儿子还留在京师充作人质，我又怎能割舍得下？”沈瑀说到：“大人您可再不要强调这个因素了，现在江州人心惶惶，面临崩溃的边缘，人人都在盼望改变，如果大人您不早做决定，一旦部众哗变逃散，后果不堪设想啊！”最终，陈伯之斟酌再三，还是投降了萧衍。随即，新政府皇帝萧宝融下诏任命陈伯之继续担任江州刺史，而他的儿子陈虎牙则官拜徐州刺史，和萧衍合兵一处，进攻建康。

此时萧衍叛军的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