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大陆工作会”组织印刷了大量多品种“心战品”，通过海漂、空漂、走私货船挟带、入境人员携带等多种途径向大陆输送。这些“心战品”，有的以海外某些民主团体名义出现，如“海外中国青年民主联合会”、“香港中国民主同盟会”等，有的冒名大陆民主运动组织，如“广州学生纪念‘四·五’暨‘五·四’活动指挥部”、“上海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盟”等；还有的直接伪造成大陆小报或地方报刊，把港、澳、台一些报刊上攻击诬蔑大陆现政权的文章加以剪辑、转载，大量印刷发行，诸如《泉州晚报》、《雷鸣》等报刊。1988年10月至1989年3月，拉萨发生大规模s乱之际，台湾“大陆工作会”组长高某某，率一个特务组潜伏在甘肃临夏自治州，频频向台湾
发报，请求输送“心战武器”，“越多越快越有威力”。并报告了他们煽动拉萨s乱的工作计划：“宣传舆论先导，聚集骨干参与，鼓动民众参加，迫使中共放弃四项原则。”
1989年4月至6月，中国学潮迭起。台湾当局头脑发热。
以为“政治反攻”“业已获得国际广泛的肯定与大陆同胞的回响”，“反共复国之机来临”，连续召开中常会，国民党全会，发表一连串声明：“推翻共产暴政乃统一的先决条件”，并拟定了所谓“支持援助大陆民主运动举措”，指令一切入境人员要“超负荷加速运转”，“强力推进大陆民主化之进程”。于是，一批批台湾“大陆工作会”骨干精英，频频出现在大陆“学潮”潮头上“大陆工作会”骨干陈某，打着“中国民联”旗号，组织了震惊一时的“三十三人签名事件”。
上海国家安全局曝光“周某案”：周某于1988年出境，接受了台湾特务机关专门训练，潜回大陆后秘密发展了曹某某等5人特别工作组。大陆闹起学潮风波后，周某根据台湾军事情报局事先约定的“漏格密函”，（即明信中第6个字、第8个字……）依次拣出的字系密令内容，查获函为“把握现状，参加学运，回报成果”。周某据此发动力量参与闹学潮，煽动暴乱，被公安机关一举查获。
从1989年5月中旬起，“大陆工作会”组长王某某率领一班人马驻扎在天安门广场上，随时向台湾“自由中国之声”传报电讯，以“来自天安门的消息”向全世界播放；如“5月20日，绝食团总指挥要向全世界宣布，天安门20万大学生将全体立即绝食……”“工自联”宣布：政府不在24小对内无条件接受学生的要求，从即日起举行全市工人总罢工……当一批批台湾“大陆工作会”派遣到大陆制造动乱的骨干被查获曝光后，连一贯抵赖的台湾当局也不得不表白辩解：“……我们确有一些工作人员进入大陆工作，但我们不能替中共证实他们所逮捕的是否为我敌后工作人员……”
在投资经商的背后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台湾当局眼看过去强力推行的一套“民主运动”措施渐渐失效，于是，立即调整“战略方针”，积极“顺应”大陆改革开放政策，打着回大陆经商、投资办企业的幌子，以公开掩护秘密，以合法遮盖非法，以“企业化”掩护“政治化”，支持怂恿大批黑帮向大陆发动了新的攻势——1991年春天，仿佛是一夜之间，在海口市崛起了一座三星级大酒店——桃源酒店。大型ktv，装饰豪华，灯红酒绿，美女如云，周密服务，天天“不夜城”。外商、华侨、客商大贾以及各路头面人物纷至沓来。很快成了海口市一大景观，以致当地人形成了请客聚会到桃源，否则就没派头、没面子的观念。后来，警方在扫黄查赌行动中发现，凡头面人物到桃源，非赌即吸全嫖娼，全市有名气的“三陪女郎”大都来此傍大款，桃源成了地地道道的“红灯区”。于是，警方组织优势警力突然治安大清查，一举抓获吸毒、赌博、嫖客和卖y女数百名。随着审讯工作步步深入，“桃源”露出了庐山真面目：承包桃源的朱总经理是来自台湾的黑帮头目，且听命于“大陆工作会”指令，他聘请当地黑道头目李某和张某为副总经理，边为其招呼生意，边与“四海帮”头目田某、“三环帮”堂口蒋某某密谋发展帮会组织，吸收当地一些屡经司法机关打击处理的地痞流氓为骨干，把桃源建成了黑帮据点。据查，全市当时发生的许多抢劫、qg、贩毒、流氓滋扰等刑事大案，大都是从这个黑据点中密谋，然后有组织、有计划实施的。
九十年代初，南京市繁华地段崛起了一舞厅”，豪华气派，生意兴隆，热闹非凡。董事长韦某某、副董事长陈某某均来自台湾，另一副总经理袁某某来自泰国。开业之初，人们对台湾同胞回大陆来投资经商不忘炎黄子孙之根基甚为赞佩，但后来随着“花都”生意的不断扩展，有头脑的人看出不对劲了。警方发现，韦出入形影不离的保镖高某是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的流氓头子：“花都”成立了一个保安队，从队长到队员几乎全是被打击处理的“两劳”释放解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