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手中已经没了那只包。这时我才意识到那只包在我们中间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提着它是件小小的苦差使。对于我来说，为了不让良心过于抬头，经常需要一个重物，就是说需要一个苦差使压盖才是。

家里的人表情坦然地把我接进家。东京到底是大啊。

两三天后，我带上答应借给园子的书去了草野家。要说这种情况下21岁的男子为19岁的少女挑选的书，自然不用列出书名也能够猜个差不多，自己在做大家都这么做的事，格外使我高兴。园子偶尔外出说是即刻便回，我就在客厅里等起来。

早春的天空阴得像一盆石灰水，雨下开来。园子多半在途中淋了雨，头发上闪动着点点水珠走进昏暗的客厅。她耸肩似地在长沙发的昏暗的一角坐下，嘴角又露出了微笑。微暗中，红夹克的胸部现出两个圆形隆起。

可我们的交谈是那么的胆小，那么的冷场！二人单独在一起，我俩都是第一次。我明白，在那小小旅行中的、出发的火车上的愉快对话，八九成是靠了邻座人的饶舌和两个年幼的妹妹。今天，就连像前两天那样把一行情话写在纸上交给她的勇气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心情比不久前谦虚了许多。以前的我一旦放开自己，结果倒有可能变得诚实，但那是因为我在她面前不害怕自己这样变化。我现在难道忘记记了作为完全正常的人谈恋爱的既定演技？是呢，不是呢？我琢磨不定，我觉得我全然不爱这新鲜的少女。虽然不爱，可我的心情却很愉快。

骤雨停了，夕阳照进室内。

园子的眼睛和嘴唇光彩耀人。她的美被译为我自己的失落，压在我的心头。这一来，我的痛苦之念反而虚幻了她的存在。

“就连我们，”我开了口，“也不知道能活到哪天。比方说现在警报响了，也许那飞机装载着直落我们头顶的炸弹呢。”

“那该多好！”她玩耍似地折叠着苏格兰花纹裙的折，说话间仰起头来，面颊的两侧依稀可见两道绒绒的汗毛的光泽。“这么着……无声无息的飞机飞来，如果我们正这么着的时候，它把炸弹投到了我们的上方……您不觉得挺好吗？”

这是园子自己也没有觉察到的爱的告白。

“晤，……我也这么想。”

我一本正经地答道。这个回答基于我多么深的愿望，园子自然无法知晓。不过，想起来，这种对活简直滑稽至极。在和平时代，若不是相爱之后是绝不可能出现这种会话的。

“死别，生离，太乏味。”为遮羞，我的语气讥诮起来，“你会不会有时这样感觉？在这个时代，分别是正常的，相会反而是奇迹。……像我们这样能交谈上几十分钟，仔细想想，也可能是了不起的奇迹呢……”

“是啊，我也是……”她有话卡住了。接着，她以认真然而愉快的神情平静他说：“刚见一面，我们却要马上分开了。奶奶急着疏散，前天刚回到家就给n县x村的伯母拍了电报。今天早晨对方来了长途电话。电报请对方找房子，回话说现在根本找不着房子，让我们抗住在她们家，还说这样热热闹闹的挺好。奶奶积极得很，对伯母说两三天之内就到。”

我没能轻声附和一句。我的心所受到的沉重的打击，就连我自己也感到惊讶。我的错觉——“一切都照这副样子，会的，二人定能欢度密不可分的日月的”——原来是不知不觉间由舒畅的心情导出。在更深的意义上，这对于我是双重的错觉。她宣告离别的话语，告诉了我眼下幽会的枉然，揭示出这不过是眼下喜悦的假象，摧毁了以为这是天长地久之物的幼稚的错觉。同时，我醒悟到：即使没有离别的到来，也不会允许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总停留在这种状态的，从而也击碎了另外一种错觉。我痛苦地醒来。为什么不能照这样下去呢？这个从少年时代起大概问了几百遍的问题又一次从心中爬到我的嘴边上来。为什么我们被课以必须破坏一切、必须改变一切、必须委一切于颠沛之中的奇怪义务呢？这种极其不快的义务难道就是世上所谓的“生”吗？不是仅仅对于我才是义务吗？至少可以肯定，只有我才能感觉出那义务是个沉重的负担。

“哼，你要走了……当然，即使你不走，我也要马上走啦……”

“去哪里？”

“3月底4月初又要去什么工场寺营扎寨了。”

“危险吧？空袭什么的。”

“是的，危险。”

我丢下一句自暴自弃的回答，匆匆离去。

——我已经被免除了明天一天必须爱她的义务，我沉浸于悠然之中。一会儿放声歌唱，一会儿踢飞可恨的六法全书，我好快活。

这种出奇般乐天的状态整整持续了一天。接着，孩子似的熟睡来临。深夜的警报再次响起，打断了我的沉睡并把声音撒向四方。我们一家人嘟嘟囔囔地钻进了防空壕。但什么也没有发生，不多时就传来了警报解除的电笛声。在防空壕里昏昏欲睡的我，挎起钢盔和水壶，最后一个爬上地面。

昭和20年的冬天迟迟不去。虽然春天已经像豹子一样轻步来到，但冬天仍像兽笼一样幽暗地、顽固地拦在前面。闪闪星光中仍透出寒冰之色。

我惺讼的睡眼，在装点残冬的常青树的树丛里看到了几颗渗出暖意的星。逼人的夜间寒气溶入我的呼吸。突然，我被一种观念压倒，我觉得自己爱着园子，不能和园于共同生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