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导致官员的施政行为的扭曲的原因。官员政绩考核之所以离不开这种数字，是因为官员的政绩是自上而下进行考核的。上级政府对于官员施政的后果无法感同身受，自然需要某个客观的、量化的指标对下级官员的政绩进行评估、考核。在这种考核体系下，官员孜孜以求的是上级政府最看重的那个指标本身。而不管指标背后的实质。当上级政府青睐gddp数字膨胀，包括造假，而不管这种增长是否改进了民众福利。现在。上级政府准备用一些指标来考核增长的质量。各级官员也完全可以把那些数据做得非常漂亮，至于污染是否真正的减少了。民众是否真正幸福，只有当地百姓才最有发言权。

这个道理，徐君然和谈国琴都清楚的很，他也明白谈国琴为什么那么问自己，不外乎是怕仁川县的数据是弄虚作假，糊弄上级的东西。

笑了笑，看着谈国琴，徐君然缓缓说道：“谈大姐，经济学需要数字，政府管理也需要数字，但一些部门形成了数字攀比之风。在盲目追求政绩的大环境下，gdp成了考核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贫困县同时是先进县，优秀企业很快变成破产企业。这些都是数字打造出来的怪物。我们仁川县是绝对不会存在这种怪物的。”

KK

他其实还有话没有说完，经济学没有数字是不行的，数字对经济学重要，对政府更重要。数字是政府政绩的体现。并且，数字总是人做出来的。玩数字游戏是一些人为官之道的“必修课”。有的人天生就深谙此道，自然就会为官。不知情的人以为他们的运气好，甚至认为他们有能力，其实大不然。

KK

最有意思的是，每逢一个地方主要领导干部调整，数字的起伏往往都是很大的。老同志退下去之前，总是要表现出自己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所以数字都比较好看；而新同志上任之后，要表示自己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所以数字总是比较难看的。于是，对主要干部的任免，学问就大了。主要看是什么时候任免他们，一般来说，在上半年调整主要领导，当年的经济数字都是不好看的，因为不好看的数字是前任的责任，越不好看的数字，越说明前任的糟糕。而在年底调整主要领导，数字往往比较稳定，因为当年的数字基本上无法动了，而来年的数字如何是自己的政绩，所以起伏相对小一些。

把前任的数字“水分”挤干，把“问题”暴露够，然后自己再来一个“迅速扭转局面”。到他自己离任时，有的继任者往往也会如法炮制，数字从新一轮的“挤干”到新一轮的“发水”又同样出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后任来了以后，往往再如法炮制，周而复始。新的数字游戏又开始了。

这样的事情，苦了老百姓。虚假的数字表现的是虚假的繁荣或者虚假的困难；苦了的是不知情的上级领导，他们赖以决策的基础和在此基础上进行指挥的数字是难于让他们实现正确的目标的；更苦了的是经济研究人员，他们在那些不真实的数据的基础上搞出来的科研成果，怎么可能是科学的？

在计划经济和“官本位”的年代，数字服务于政绩。真正的市场经济，人们倒不知道怎么统计数字。虽然有统计法，但统计法本身也存在许多问题，数字的悲哀在于现行的体制。

当然，这些话徐君然只是在心里面说说，他可没有胆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这种惊世骇俗的言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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