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臣看瓦岗匪军此事并不简单。河南道讨捕大使张须陀将军确实是能征惯战之人，臣以往随父亲在军队之内也多有听说他的大名，最早的时候平定过汉王杨谅的谋逆（按：杨谅是杨广的四弟，杨广即位时因不满而于太原举兵反之），又是他在大业七年剿灭最早于山东长白山首举乱兵的王薄，还有历城的裴长才、石子河，北海郡的郭方，涿郡的卢明月……这一大堆的草寇作乱都是他身经百战、每战必击败敌手而逐一灭平的。以他之能，要打败瓦岗匪军应该不难，但臣恐怕这只会是治标不治本之法。”

“瓦岗匪军能这样屡剿屡起，甚至还能不断地吸纳像徐世勣此等出身富豪的英才，可见并不是一般的暴民贼子。陛下是不是应该派遣大臣，到当地仔细地调查一番，看会不会其实是因为地方官吏治腐败，弄得天怨人怒，才造成如此官逼民反的局面？如果的确错的并不是那些造反的草贼，而是地方上的官员，陛下再怎么派得力的大将去以武力强行平叛，也是压得了一时，压不了一世。就算这一次能把翟让那首脑贼人也生擒、甚或击毙了，也不见得真的就是釜底抽薪。杀了他一个翟让，只怕瓦岗匪军不是从此fēng_liú云散，而是使得徐世勣那样显然是更厉害的人物掌了大权。”

“就算徐世勣其实还是不如张须陀将军了得，可是再以后呢？如果变乱的根源其实是在当地官员的身上，而不是那些平头百姓身上，所谓苛政猛于虎，总会再有人不堪压迫而陆续地加入瓦岗，或是另外组建别的匪军与官军对抗，这剿匪的事情就会总是没完没了。张须陀将军再如何神勇善战，可总有一天会是人力有时而尽的，对吗？”

李世民说完这长长的一个段落，定睛看向皇帝，却见皇帝的那双剑眉又一如刚才批复奏章之时那样蹙了起来，显然情况甚是不妙。果然，书房之内沉默了好一阵子之后，终于听到皇帝缓缓开了口：“世民，刚才那番话要不是你说的，而是那些朝廷大臣说的，我可就要狠狠批你一顿，甚至降罪于你了。”

“为……为什么？臣这一番话，有说错什么了吗？”

“你还问说错了什么？你说那瓦岗匪军一而再再而三地剿灭却又复发，可能其实是当地官府吏治腐败以致官逼民反，你这么说岂不是在暗示我这皇帝知人不明、用人不当，选拔-出来的官员竟是祸害地方？”

“不，陛下，你误会了！”李世民心头一惊，正要着急的出言申辩，但才说了一句，便是唇上一热，却原来是被杨广伸出的手一把捂住。

“世民，你不用解释。我不是说了吗？刚才那番话要不是你说，而是那些朝廷大臣说的，我才会那样生气。那些朝廷大臣如果是那样说，他们肯定是对我这皇帝不怀好意，故意在那里指桑骂槐，借着批评地方上的吏治，其实是在讽刺于我！可是，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你不会对我不怀好意，你也不懂做这种指桑骂槐的事，所以我不会生你的气。但是，你给我了：这次我可以跟你不计较，但不许再有下回！明白了吗？”这一番话皇帝本来就说得语气甚是凝重，说到最后一句，更是声色俱厉了。

“可……可是，陛下，你既然深知臣并不是对你不怀好意，并不是在指桑骂槐，那陛下为什么不能好好地考虑一下臣的意见呢？臣只是想陛下能真正地、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东郡瓦岗之地变民生乱之事，别无他求！陛下刚才说，便是太平盛世之时，也难免会有刁徒顽匪祸害民间，但这种人总不会是那么的多、那么的源源不绝，对吗？由此可见，瓦岗此事一定并不简单。”

“陛下是圣明之君，但也不可能从不犯错的嘛。或者东郡那边的地方官员，真的选拔得不太对呢？所谓‘人谁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陛下偶尔犯个错也没什么，最重要的还是能够及时地发现做错了，然后也能及时地改正过来，那不就行了吗？”

李世民只觉得自己这番说辞入情入理，是足以说服皇帝的。谁知杨广平生最最讨厌的就是这些什么圣君贤主的话，在他看来那全是沽名钓誉的伪君子、假道学才会说的肉麻之言——这也是因为当他还是太子、甚至还是晋王的时候，为着迎合父皇的喜好而张口必称圣贤、闭口必论明君的缘故。

正如他当年受着母后的压制情-欲而反倒更为变本加厉的瞒着她在外头追色逐艳一般，父皇对他这身为帝位继承人的太子无时或忘地施行圣君贤主的教化反而使他对这些圣贤之论甚为反感。他认定了，天下人其实都像当年的他一样，只是为了伪装自己、讨好上头，才会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说这种话，根本不可能有人是真的喜欢说那些话，更不要说会是真的相信那些话。

可偏偏眼前李世民这自己心爱之极的人，明明还是个天真烂漫、应该没有什么机心可言的少年郎，却显得那么的喜欢说这些话，一副真的相信这些话的样子。但这并不会因此而动摇了杨广一直以来的“坚信”，而只是让他一再地在心头涌起差不多一年前于中秋宫宴上第一次见到李世民时的那股厌恶、乃至是憎恨之感：你怎么年纪小小就已经是那么讨厌的伪君子了？！

于是，他听着听着，目光越来越寒，脸色也是越来越黑，心中的厌烦之意也是越来越盛，终于忍不住又喝骂了出来：“够了，世民！你今天是怎么搞的？为什么要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