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在“遗物”这个词下面画了两条横线，发报机吐出了一张新的纸条。

“仁慈的基督啊。”领事回答。

“有人试图杀他，苏联人，我想，克格勃，”副领事换了一张新的草稿纸，“他说他需要帮助。”

“他当然需要了。”领事坐下来，椅子发出危险的嘎吱声，“伊斯坦布尔，我们在那附近有朋友吗？”

“我们没有权限，先生。”

领事掏出了手帕，却没有拿来擦脸，只是攥在手里，“有那么一个人。”

发报机继续嘀嗒作响，但戴维的注意力已经不在那里了，他盯着领事的脸看了好一会，寻找开玩笑的痕迹，没有找到。“绝对不能，先生。”

“我会给巴黎打电话。”

“你需要给华盛顿打电话，先生，再给兰利打电话，在你来得及说完‘土耳其’之前，我们都会被发配到坦桑尼亚，我听说那里的办事处甚至没有厕所。”

“或者，在事情解决之前，华盛顿都不需要知道这件事。”领事慢吞吞地说，像是在测试每个词的发音，“想想看，戴维，他曾经是我们最好的人手，见鬼，我打赌现在也还是。‘乌鸦’已经把最困难的部分做完了，他只需要把货物运到铁幕这一边来。我们——”

“你在进行政治自杀。”戴维指出。

“也许，也许不，要是我们解决了这件事，就能像国王一样返回华盛顿，”领事用手帕擦擦下巴，“想加入吗？”

副领事盯着发报机，它安静了下来，仿佛也在屏息等待。电缆另一头是莱昂·克里斯滕，农场主的儿子，缺乏训练的领馆雇员，对外交的精妙部分一无所知。

“我们到隔音室里谈。”他提议道。

——

六个小时后，莱昂猛然惊醒。

在伊斯坦布尔的深夜里，发报机发出了漫长沉寂之后的第一声鸣叫，有条不紊地吐出了一个名字，和一个地址。

☆、epi.04

4.

前两个水龙头都是坏的，莱昂拧开第三个，俯身洗了洗脸，水滴到衣领上，他还穿着那件旧毛衣，夜班发报员借给他一件外套，换下那件从火车上偷来的，沾着血迹的那件早在火车通过土耳其边境之前就扔掉了。

电话响了起来，六个里的其中一个，许久，无人接听。声音在走廊、前厅和四个壁橱大小的办公室里回荡。伊斯坦布尔联络站的伪装是一家旅行社，挂在门口的铜牌这么宣称，而镶在相框里的褪色风景照片和杂志架上快要满溢出来的打折套餐小册子进一步说服意外闯入的人们，铜牌确实没有撒谎。旅行社有一辆小型巴士，雇佣了一个当地司机，自然是为了接待游客，决不是别的什么原因。

有人敲了敲洗手间的门，莱昂抹了抹脸上的水，拨开了锁。夜班发报员，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支点燃的烟，一个黑色帆布包挂在手臂上。

“司机到了，”他告诉莱昂，“下楼，转右，第二个街口再转右，你会看见一个停车场，我相信你知道一辆巴士长什么样。”

莱昂说他应该知道。

“别和司机说话，不过说也无妨，他不会英语。我们告诉他你是个摄影师，”黑色帆布包塞到他手上，“你记得地址吗？”

莱昂从外套口袋里摸出写着姓名和地址的半张纸里，对方摇摇头：“当我说‘记得’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就算有人把你的头按进水里，你还能拼写出街道名。”

“我记得。”

值班发报员取走那张纸，掏出打火机，点燃。

远处，宣礼塔的喇叭响了起来，呼唤人们参加今天的第一次祈祷。

——

雪盖住了被烟熏黑的屋顶。

莫斯科似乎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永恒的雪，清晨的冻雾，低垂的太阳，空旷的街道和广场。空气本身像是长了倒刺，在呼吸的时候刮破上颚和喉咙。安东上一次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奥尔加姨妈还活着，对那颗悄然生长并最终杀了她的肿瘤一无所知。在最后那个痛苦的星期里，尼古拉姨父向管理农场的维克托·谢尔盖耶维奇·普利瓦洛夫借了卡车，把她送到列宁格勒，然后又送到莫斯科，她在那里死去，又被同一辆卡车运回农场，下葬，泥土被冻得如此坚硬，铁铲像是敲在钢板上。这一切都是彼得转告给他的，七个月之后，在华沙一家咖啡馆里，阳光晒暖了他的后背。

安东不记得他的父母，奥尔加姨妈坚持说他们都是病死的，刚开始的版本是霍乱，后来又变成了肺炎，但时间是肯定的，1939年，许多父母都在这几年间“病死”。当安东问起墓碑在哪里的时候，她会佯装发怒，开始用“安东·安德烈耶维奇”来称呼他，命令他滚出厨房。

他的童年是霜冻的沼泽，当他第一次这么说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带着一种贫乏的、预科学校毕业生的想象力，问他这是不是一个比喻，不是。奥尔加姨妈家在沼泽边上，农场最偏远的角落，往西走。尼古拉姨父照顾马匹，两个表兄像驮马一样工作，并不怎么和他说话。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索科洛夫，年幼的局外人，独自在旷野里玩耍，用弹弓打田鼠和偶尔出现的狐狸。学校是日久失修的教堂，每周两次，他在长凳上抄写西里尔字母表，弯着腰，壁画里缺了一只眼睛的圣徒严厉地俯视着他。

路灯熄灭，太阳还没有出来，捷尔任斯基广场阴影幢幢，这似乎也是它一直以来的样子。人们不得不路过这里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