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民众的生存才是政治进程的发展之本，不能保障民生的部落或国家没有发展出路，不能保障民众精神与灵魂寄托的部落或国家没有民族、民主、民生思想，不能保障民族、民主、民生的政治生态早晚会被时代淘汰。

人类向文明社会发展是了为了什么？很简单，就是为了活着，活着为了什么？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物质需求，还要有灵魂与精神寄托，这一切都是为“生的安全，活的安康，死的体面”，这就是人活着如此简单的一点诉求而已，为了这一点小小的诉求，人类已经与自然灾害、政治生态斗争了几千年。与自然灾害斗争是为确保物质安全，与政治生态的斗争则是为了确保灵魂与精神寄托的安全，所以说只要有部落或国家存在，就必须认同人的灵魂与精神存在，否则，机械的物质性的部落或国家机制只会重走颠来覆去，反复更迭的覆辙。

当今世界社会制度适度文明的国家当数德国、英国与日本，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是看你多么强大，而是看一个国家对民生的关注，什么是民生，说白了就是民众的吃、住、行，以及精神寄托。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人类成立国家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保障一国之内民众有灵魂与精神寄托，进而保障每一个人生的安全，活的安康，死的体面。

而保障这一切的就是一国之内的国家，法律与政府，也就是说国家，政府与法律是保障一国之内民众“生的安全，活的安康，死的体面”的第一责任主体，而具体到民事也就是全民的吃的完全、住的舒适、行的健康，以及活的快乐。吃、就是国家要保障全民粮食安全，这其中包括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医疗安全。住、就是住房安全，住房安全包括房产安全与居住安全。行、出行安全。出住安全很单一就是政府必须保障交通工具的安全。活的快乐，就是精神寄托。这里安全的涵义包括质量安全，价值安全，供给安全，以及灵魂安全与精神寄托。

说到底国家与法律确保了民众的灵魂安全与精神寄托，那么政府就应该确保民众“生的安全，活的安康，死的体面”。

而这一切只有计划经济体制可以来实现。通俗的说政府是唯物质性的，不需要精神寄托，归社会体制下的强制计划管理。准确的说，凡是涉及民生的事务必须以强制措施，归于计划经济体制来管理，而不能甩给市场经济体制，让民生经济去市场经济中去游泳。如果你把涉及民生安全的事体都放置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势必造成两极分化的严重裂变，造成资本逐利者的无耻追求。如食品、药品等归市场经济的后果民众难以得到安全价廉的物质，因此，凡是涉及国家命脉的事体都应该归政府操纵，绝不可甩给市场经济。又如石油、银行等。

开放对应的是规则，而并非是自由。封闭对应的是道德，而非规则。

所以你会看到越是封建思想浓厚的人群，行为上反而更加随意，不守信，不守规矩。

封建王朝反复出现起义者，讲究道德规范，推崇个人崇拜，文化不能普及，文明程度偏低，民生问题突出，调控不合理，没有利益反哺民生的思想，只有特权享受思想等等，都是封建主义的弊端。

而在开放式资本主义心态很重的人群里，行为上反而更加遵守规则，守信用，鲜有反抗者，文明程度也较高，民生问题调控合理，权益反哺民生较强。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越是关起门来做事的人反而更加放肆，没有规则制度，如清朝政府外部封关自守，内部一踏糊涂，政治腐朽没落，男盗女娼，民生矛盾突出，民不聊生。反倒是推行开放性政策的西方国家，政治生态更加民主，民生问题调控力度更加严厉，民众的吃、住、行在严厉的规则监管之下更加科学合理。

其实真正的人类文明就是有一天实现全民共享“生的安全，活的安康，死的体面”这一人类存在的根本愿望，而保障这一切能够实现的经济体制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是二元结构体制，因为你如果用三元分立体制来保障全民供给，人类的私欲之心必然泛滥，在利益驱动下，人类可以邪恶到害人害己，良心尽失。这里会尽显资本主义的丑陋性，尽显三分体制的恶魔性，在利益至上的三分思想方法的引导下，人类私欲的膨胀会无边无界，人类要想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文明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早在十九世纪德国人康德就指出，哲学原理不能向客观唯心主义全部倾斜，而应当在可控范围内，强化监督与约束机制，改良哲学思想，将哲学原理中的唯物论提到社会发展的前列，前置物质基础，将物质条件置于意识形态之上，巩固与健全理性思维的思维方法，用以平抑人性的弱点，压制人性的恶欲，平衡人性思维方法的缺陷，其实真正的人性思维就应该是在约束下生长的顽童，而不可以是抛入大海的弃婴。

人类社会向文明进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建立最适宜人类生存的社会，建立健全人类“生的安全，活的安康，死的体面”这一最基本诉求的文明社会，文明国家，就这么简单。如果要实现这一看似简单的愿望，单靠哲学开放性思维恐怕难以实现预期，没有理性思维的约束机制，过度开放反而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