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国人死抱着“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思想不放，产生的思想道理都在（易）中发酵，“易”通“变”，也叫逻辑思维，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中国人凡事都有“易变、变通”心理的原因了，自古以来形而上的游戏规则难以持久就在于此。
这说明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仍然停留在“起一、合二”之间，并没有完全进入“分三”阶段，处于落后的思想发展阶段。
古代中国朝代更迭过快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特权阶层强力维持封建二元思想方法，不能与时俱进，无法递进思想方法，导致思想方法越来越落后，致使古代王朝政、法混淆，缺失长效机制的政治局面无法改造。
人类的思想文明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变革，但更需要科学的长效发展观，需要不变的长效思维观。比如中国自古传承下来的家族企业几乎没有，就与中国没有长效不变的公司章程，没有长效不变的经济法则有关。你三天两头变革经济法规、公司章程，像马云这样的公司也不会经营长久。
经济法规、公司法则应当采取国际通则来制定，启用资本思想来制定，经济发展就必须用“分于三”的思想，制定分则清晰，责任明确，监督有力的司法制度，不能以政治生态左右经济法规，更不能以立法者的好恶增减国际通则，经济规则制定出来就要长期不变，持久应用，以规范经济发展中的不法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成就千年不变的资本体系。
资本经济与民生经济不同，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民生经济是社会经济；市场经济是全民经济发展的必须体制，归于三分思想；但民生经济则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归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范围，你就得用“合于二”封闭规制的思想来保障全民民生，这样做的目的是政治反哺民生，实现全民利益共享的目的。
无论二合思想还是三分思想，并不归某一特定人群所特有，思想方法是人类文明在发展中不自觉产生的思想产品，自然归全世界人民所有，人类之所以要产生思想方法，就是为了人类社会能够文明进步的向前发展，因此上说无论何种思想，何种制度，只要能够保障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向前发展就是优秀的思想与制度，而不能够用抵制的情绪或敌对态度来对待人类的思想方法，人为的限制思想方法在人事中的应用，而影响思想方法的自然递进。
国以法立，权以宪制，民以规约。这是三分思想后期人类文明产生的思想方法，归于“成于四”长效机制的思想方法。
人类社会在文明进步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消除权利阶层利益特权的思想路线，为的是让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实现法制长效，轮回更制，以正视听的目标，这也是民主立宪主义者的思想产生的原因，也是人类思想方法的必由之路。
然而中国人始终认为天地间的一切法则、道理都是在自然规律中已经形成的事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所以你没必要去争取，没有必要去改造自然，没有必要改变自己，你听天由命吧，听领导地安排吧，做个顺天则昌逆天则亡的顺民吧。
这就是中国理学，教化民众抛弃灵魂，放弃自我，泯灭**，将人性机械化的目的就是便于统治罢了，其实中国传统理学就是一门专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学问而已。所以中国的科学技术，人文精神自十三世纪之后几乎没有发展，停留在原始的辉煌状态，浸淫在曾经的伟绩之中。
理学产生的本意就是用自然规律来规制人心，用天道人事，用“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的天理来约束下层民众，以保障统治阶级生的安全、存的安康、死的体面。
在这个章节里我想说抱着陈旧思想不放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过去的终究过去了，即没有必要惋惜，也没有必要坚持继续使用。对于陈旧的不合适宜的思想必须坚决的抛弃掉。
文明进步的思想方法迟早会到来，这是人类思想方法必由之路，是无法阻止的。古代中国人阻止资本主义思想在封建中国产生与发展，最终导致古中国越来越腐朽，越来越封闭自守，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于西方列强，致使中国社会发展缺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同样道理，对思想方法的抑制势必导致社会发展的阶段缺失，造成的后果是社会矛盾积攒下来，越积越重，积弊久仰，势必造成民众奋起而争，结果是有用鲜血来换取思想更新，社会进步，朝代更迭。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朝代反复更迭的根源。